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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
　　
　　两会过后，余波犹在，相信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定还会停留在两会所涉及和未涉及到的民生与社会议题上。但舆论显然并不仅停留于此，而是继续把所有的议题都最终聚焦到了深入改革与否的大讨论上。因此，三月底的平媒，继续把前一阵子的改革讨论自发地往下延伸。
　　
　　一马当先的是南都，一直有份参与策划本次改革讨论的他们在两会后，自3月21号起连续推出四篇关于改革的宏论，篇篇都有相当水准，读后让人受益匪浅。其第一篇的嘉宾孙立平认为目前对于改革的讨论应该撇除意识形态对争论本身的曲解，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利益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化只会模糊问题本质的界限。而目前许多表面上看是对改革的批评，实际上要表明的是对改革的更进一步的要求。而蔡定剑则以为改革再靠单纯官方推动，几个学者论证的做法已不可行。目前应该需要建立制度性的参与机制，在一个法治、有秩序的制度下，鼓励和吸纳民众的参与。在广聚民意的基础上实现各利益群体方的妥协。
　　
　　而南都评论员何雪峰则在《民众的要求就是改革的方向与动力》一文中总结得出，改革应该是政府（精英）和民众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在目前的情势下，改革退无退路，进有难关，只有从内部控制型转向社会参与型，才能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惟有令民众参与、利益博弈的机制生长完善，改革才能真正找到方向。因为民众的要求，才是改革的动力。
　　
　　同样地，中青曹林针对这个问题，在3月28号发表了《改革是为了大众而非社会精英》的文字，并指出“老百姓反对的不是市场，而是权力掌握的伪场，反对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伪改革。”因此，需要在反思改革过程中澄清改革与伪改革的区别，避免误入既得利益群体的圈套。
　　
　　东方早报则在27，28两日刊文继续坚定支持改革深入进行，并认为目前的问题正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如今改革已进入了触及政府自身利益分配的攻坚阶段，必须采取理性手段来进一步增强改革动力，更加需要顾及到对各个利益团体的公平与公正的综合考虑。
　　
　　而这一切在具体操作上，也许可以诚如《南风窗》的熊培云所言：改革一旦启动，注定就是一场全民决战，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包括自下而上的改革。而要建立一个公正的自下而上的渠道，祛除自上而下信息不对称的积弊，就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上下左右信息通畅的社会，就是建立一个无论政府、民众都心明眼亮、视野辽阔的社会。这样的改革，才能上下和衷，共同求索成长。或许，《南风窗》自己策划的台海专题中对台湾公民社会之路的透视，可以给我们这边一点启示。批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柯庆生所言，台独的最大梦魇，其实是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也即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跳出大陆媒体之外，看看来自香港信报任慧玲的观察的话，也许会更客观。她留意到在两会期间内地报刊，事实上早已不再片面地歌功颂德，而是本着居安思危的精神进行报道和评论。报道引述北京政界人士观点，认为这是包括党刊在内的传媒在观念上的一个大转变，这种转变有助于传媒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信报曹仁超在其专栏里也撰文道“中国须摆脱超英赶美情意结”。今天中国面对鲜花与牛粪共存、掌声与嘘声共鸣嘅现实。愈嚟愈多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已到咗另一个历史关口，如不再摆脱超英赶美嘅情意结，西方国家嘅更深层次矛盾必在中国出现，改革开放最终结果却引发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及社会阶层之间更深层次矛盾，最后中国唔系走上文明进步之路，而系乌烟瘴气。上述反思孕育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唔再偏向经济高增长，而强调社会和谐；由过去二十五年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改为以人为本、着重解决深层次矛盾。温总已讲过好多次，今后改革、开放对象唔再系经济层面，而系政府架构、社会建设。政府决策机构由个人转向集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效率与公平避免陷入穷者愈穷、富者更富嘅失衡局面。
　　
　　在最后他提出北京的未来策略：一、反对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不会有今天经济成就。二、反对将「改革开放」政策神圣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亦难免有失误与偏差，有争论及必须纠正的地方。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更多地谈论自己国家的问题和不足，为的是促使她进步、完善。
　　

作者：邮差100　回复日期：2006-3-29　16:06:53

　　房产：
　　
　　3月2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将本来已经沸沸扬扬的房价问题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京华时报陈静在3月24日针对在“房价偏离应有水平”排行榜列第四位的北京提出警告，认为北京高房价已经影响到城市竞争力 。而京华在转摘新华网王学江的评论《警惕房价飞涨中的巨大风险》时也提到房价飞涨的三大弊端：增加企业商务和投资成本，产生“挤出效应”；加大地方财政风险；抑制百姓消费。从而降低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观点也来自上海证券报，指出房价过高不利社会稳定，触发社会矛盾。高房价能够带来房产市场的暂时繁荣，但不能带来永远的繁荣。但据上海东方早报报道，位于平民居住带的万里地区中环·凯旋宫价格居然创下了最高20000元/平方米的区域新高价，而且一次提价每平方米高达3000元。究竟他们能否获得翌日报道的一品汤臣那样的暴利，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目前上海最多人排队的，还是8000元/平米的小户低价房。
　　
　　然而这个价格和广州相比起来，也无怪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新京报访问时得出“广州现在的房子都是中低档”的结论，因为他的依据是广州都是五六千元/平米的房子。而南都在后续报道中展开的调查则发现普通市民对适合自己的中低价位楼盘的期待价格是3000－5000元／平方米，个人收入在4000－6000元的，承受房价的上限是5000元／平方米；而月收入只有4000元左右的家庭，对买房已自觉无能为力了。究竟房价是否上涨过快，在保利地产董事总经理宋广菊看来，她完全赞同林树森书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看法。即广州房价的确还没达到１９９７年的水平，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平稳。但广州市在坚持完全市场化调节的同时，也应该留意到城市竞争力专家倪鹏飞针对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在竞争力蓝皮书上的表现，而给出的忠告，“竞争力和房价的不协调，就是说你的房价相对于你的竞争力来说太高了”。当然，我们也应该在记得林树森书记在《南风窗》所说过的，“中国有些城市，政府想改造城市但是没有钱，就只有靠划红线成片开发房地产，那不就是靠房地产商来改造城市？房地产商会白出钱给你改造城市？一定是搞砸，我是不会让房地产商来改造城市的。”
　　
　　真正要稳定房地产市场，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易宪容在3月14日接受南都采访时所说的建议，“应该从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结构调整入手，单一地控制价格只是舍本逐末。”单纯依靠廉租房没有出路，真正的要害应是利率、税收手段。政府不能任由房地产要挟经济。
　　

作者：邮差100　回复日期：2006-3-29　16:08:40

　　教育：
　　
　　据南方日报3月28日报道，教育部第三次作出澄清：不存在“有钱上大学 没钱不进门”的问题。而京华时报转载新华网的文章中，就提出中国需要“平民教育”，在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同时也应建立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尤其保障农民、城市低收入家庭子女可以享受到真正的义务教育。中国青年报刘芳也在3月28号提到城市应该有责任教育好农民工子女，因为比起择校热来，择城热中所遇见的现代文明成果，对他们一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同样地，中青文妍在此前一天的文章中也指出，即使是对那些已经接受完高等教育的贫困生，也应继续关注，尽可能给他们制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给予其多一些机会，不能让贫困绊住能力提高的脚步。对此，南都则建议未就业大学生可先回原籍见习，并指出应该克服过分重视就业率数字，从而虚报数据的倾向，更应该重视就业质量。
　　
　　另外，针对教育收费问题，南都在浙江展开一个调查，发现大学生年均学费高达5400元，而有2/3贫困生家庭年收入不足4000元。3月21日，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介绍，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对50个县的审计报告表明，60％的违规收费由政府行为引发，40％是学校自身引发的。田淑兰强调，今年将对各级各类学校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公布。各地要在今年9月份之前，让老百姓在当地政府的网站上能够看到各级各类学校收费的标准。凡是不公布的，就视为乱收费。
　　
　　但南方都市报早在2月23号的社论里就认为，教育乱收费,乱不在教育部门。诚然，教育界由于路径依赖而蜕变为一个强势自保的利益团体，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在和其他社会需求竞争资源的过程中失利。一方面，国家对教育的总体投入数年来处于低位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缺少刚性约束的情况下，截留中央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现象异常普遍。而一个负债持续增长的地方政府，其政策选择之一就是不切实际地把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南都3月12号社评更指出教育投入增长长期追不上行政经费，应该重提教育在GDP中4%的比率。只有解决投入不足，才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并在3月16日社论上针对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再次强调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是符合今天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认为我国教育未来的方向不是精英产业或贵族教育，而是平民教育。而这个，也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